□陈燕奇

　　翻阅治河史料，有这样一个人，他有着卓越治河技术，却始终未能得到重用；他没有在庙堂之上建功立业，却在江湖上留下了传奇故事，他就是郭大昌。

　　秉持操守的治河小吏

　　郭大昌，字禹修，清代治河专家，江苏山阳（今江苏淮安市）人。他聪敏智慧，年纪轻轻就掌握了一套专业的工程技术知识，受到河工们的尊重，被称为“老坝工”。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（1768—1771年），嘉谟任河库道，对郭大昌尤为器重，提拔他做属吏，每遇重要事项，都询问郭大昌的意见。

　　然而，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吴嗣爵，不仅在治河方面一窍不通，还刚愎自用、贪财如命，做修河预算时经常中饱私囊。秉性刚直、廉洁奉公的郭大昌看在眼里，恨在心头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，因治河发生多次意见分歧后，郭大昌愤而辞职，从河道署搬出，入住清江浦五圣庙。

　　乾隆末年，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约四千万两白银，但一年的河工费用却高达二百万两。嘉庆年间，河工用款又比乾隆年间多了一倍，虚报河工用款成了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的捷径。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黄河在今徐州丰县决口。主管官员制定的堵口计划需要工银一百二十万两。当时的江南河道总督兰第锡感觉费用太高，怕朝廷不答应，就请教郭大昌，能不能减少一半。郭大昌没有顾及兰第锡的颜面，认为六十万两仍然太高，应该再减去一半，并义愤填膺地说：“拿十五万两用来堵决口，另外十五万两来给各位官员塞腰包，还不够吗？”此话一出，兰第锡十分难堪，拂袖而去，从此再不用郭大昌。

　　为国为民的治河专家

　　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八月，黄河决于清江浦老坝口，一夜之间大堤被冲开400多米，水深达10多米，滔滔洪水全部泄入运河，连水闸管理署衙也被冲毁。江南河道总督吴嗣爵不知所措，被迫去请郭大昌帮忙。吴嗣爵说：“我如果有办法也不会来麻烦先生，不过就目前来看，必须马上进行堵口，计划堵口费用五十万两，工期五十天。”对堵口工程胸有成竹的郭大昌说：“如果要我来堵口，工期不超过二十天，费用不超过十万两，但工地必须由我完全负责，其他河官不得干预。”吴嗣爵十分无奈，一一答应。工程进行到第二十天，大坝果然合龙，合计用银十万二千余两，跟郭大昌之前预计几乎一样。

　　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前后，苏北一带黄河基本上年年决口，河官们认为黄河频繁决口是因为海口高仰，纷纷建议改道，改由南出射阳湖（今射阳镇一带），或北出灌河口（今灌南县西北）入海。如果按这个计划实施，淮安府将有不少地区成为泽国。为了拿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安河之策，60多岁的郭大昌与好友包世臣一起，用两个月的时间，对当时黄河、淮河、运河的河势河情做了认真分析研究。郭大昌认为“海口并无高仰，河道断不可改”，并有针对性提出了一系列工程治理措施，上报朝廷后得到嘉庆帝的批准。

　　嘉庆十六年（1811年），黄河决口于李家楼。郭大昌认为，洪水不出半个月就能到达洪泽湖，不到十天就能蓄满洪泽湖，届时湖水必将外溢，运河两岸百姓将陷入一片汪洋之中。此时，包世臣为两江总督的幕僚。郭大昌借两江总督找包世臣议事的机会为民请愿，提出加长盖坝以助湖水入黄、筑下游长堤以畅河道的方案。包世臣最终说服了两江总督，使其接受了郭大昌的建议。工程建好后，黄河、淮河、运河出现了畅通局面。

　　众口称赞的治河英雄

　　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郭大昌与包世臣最后一次巡视清口以下的大堤时，仍对多开减坝、分泄黄河等事项忧心忡忡。他嘱托包世臣：“今后在官员面前，一定要多多进言，杜绝这一隐患。”两年后，郭大昌因风痹症辞世，享年74岁。

　　嘉庆年间，河政腐败，黄河两岸百姓在深受洪水之害的同时，还要受河官的剥削勒索，百姓恨透了贪财的河官。然而，郭大昌却不畏权势，敢于同贪官作斗争，在他生前，百姓就为他立碑不下二三十处。

　　郭大昌一生精于堵塞决口，对治黄方案有精辟见解，是首选的堵口专家。他曾多次与包世臣一起考察黄河、淮河、运河一带水势，并将河工技术、治水经验等传授给包世臣，后包世臣据此写出《中衢一勺》治河方略。

　　包世臣这样评价郭大昌：河自生民以来，为患中国。神禹之后数千年而有潘氏（潘季驯）；潘氏后百年而得陈君（陈潢）；陈君后百年而得郭君。贤才之生，如是其难。

　　不为官、不贪财、不求名，只为大河安澜，百姓安居，这就是郭大昌，一位平民百姓的治河传奇！

　　2006年，江苏省淮安市政府在清晏园中复建江南河道总督署，并设有郭大昌的塑像及其事迹介绍，表达了百姓对这位治水贤能的深切缅怀。2023年，黄河博物馆开展“黄河清风”——历代治黄廉吏事迹展，弘扬郭大昌的治水精神。

　　来源：中国水利报 2024年1月2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