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靳怀堾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党组成员、纪检组组长 

　　中华治水源远流长，但有一个关键词一直贯穿治水大业的始终，那就是“科学”。

　　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治水既要讲科学，又要讲技术。但首先要讲科学，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引，一味迷信技术，非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，而且还会适得其反。纵观中今治水，有识之士总是特别重视“科学的重要性”。而科学治水理论和方法的产生，往往是对治水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果，特别是用惨痛的教训换来的。

　　相传据今4000年前的尧舜之时，洪水滔天。夏部落的首领采用“水来土挡”的办法，试图通过“障洪水”和“作城”的办法，即筑堤垒墙（土围子）将田庐、城邑保护起来。无奈，洪水太大，“治水多年没有成功（“九载，绩用弗成”），被尧的继任者舜流放并杀死于羽山（《尚书·尧典》）。鲧的儿子禹临危受命，走上治水的前台。他吸取了前辈“障”“堵”洪水失败的教训，以水为师，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点，改用疏导之法治水，并带着“规矩”“准绳”等测量工具，“行山表（刊）木，定高山大川”，摸清了河川的流向和走势，作为疏导的依据。通过“决九川距（到）海，浚畎浍距（到）川”，把洪水导入江河排到大海。当然，以疏为主不等于完全放弃的“堵”，在有些情况下还要进行适当地堵，所谓禹“陂障九泽”，就是通过修筑挡水工，把一部分洪水引入低洼地带拦蓄起来，起到滞洪分洪的作用。可见，禹治水的方法，是疏堵结合、以疏为主。

　　禹通过科学的方法，辅之“规矩”“准绳”之类的技术手段，终于带领民众平定了经年不息的水患。后世贤明的治水者缵禹之绪，同样注重以水为师，科学治水，因而走向成功。其中的佼佼者如李冰、潘季驯、李仪祉。

　　李冰修筑都江堰，使成都平原成为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”的天府之国。都江堰最大的特点是“乘势利导，因地制宜”。渠首的鱼嘴、飞沙堰、宝瓶口等三大工程互为依存、互相关联、互相协作，默契地组合为珠联璧合的有机工程体系，达到了引水灌溉、分洪减灾、排沙防淤的神奇功效。

　　明代潘季驯针对黄河多泥沙、易淤塞河道的特性，以水治水，提出了著名的“筑堤束水，以水攻沙”方略，并付诸实践，一举扭转了黄河下游河道长期分流乱流的局面。

　　李仪祉是近现代泰斗级的水利科学家，他对治理黄河提出了上、中、下游并重和防洪、航运、灌溉和水力发电兼顾的指导思想，改变了几千看来单纯着眼于黄河下游治水的科学思想，把我国治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

　　当今时代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“水保障”“水安全”“水生态”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面对错综复杂、日益突出的治水问题，更要强调科学治水。过去相当长的时期，人们自我意识膨胀，热衷于征服自然、改造自然，企图用武装到牙齿的工程和技术手段让“高山低头，让河水让路”，结果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。就治水而言，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的承载力，盲目开发、无度利用、肆意侵害，造成水资源短缺、环境污染、水生态损害等问题不断积累、日益突出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必须改弦更张，走人水和谐的现代治水之路。具体而言，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、人文的情怀，尊重水、善待水、节约水、保护水，建立起人与水之间的和睦、协调、健康、互利的关系。比如，在防洪上，要变控制洪水为管理洪水，不但要给洪水以出路，让其发挥荡浊扬清、改善生态的作用，而且要充分利用洪水资源，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；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上，要从掠夺性、盲目性转变为有序、适度、知止，实行量水而行的发展战略，优化水资源配置，努力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；在水生态环境保护上，变伤害为呵护，节水治污，修复生态，让水清、流畅、岸绿、景美，切实维护河湖的健康生命。

　　来源：中国水利报 2019年3月19日